予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
公都子曰: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,敢问何也?” 孟子曰:“予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天下之生久矣,一治一乱。当尧之时,水逆行,泛滥于中国。蛇龙居之,民无所定。下者为巢,上者为营窟。《书》曰:‘洚水警余。’洚水者,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,驱蛇龙而放之菹,水由地中行,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,鸟兽之害人者消,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” “尧、舜既没,圣人之道衰。暴君代作,壤宫室以为污池,民无所安息;弃田以为园囿,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说暴行又作。园囿污地沛泽多,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,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,诛纣、伐奄,三年讨其君;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;灭国者五十;驱虎豹犀象而远之。天下大悦。《书》曰:‘丕显哉文王谟!丕承哉武王烈!佑启我后人,咸以正无缺。’” “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,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:‘知我者,其惟《春秋》乎!罪我者,其惟《春秋》乎!’” “圣王不作,诸侯放恣,处士横议。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,不归杨则归墨。杨氏为我,是无君也。墨氏兼爱,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:‘庖有肥肉,厩有肥马,民有饥色,野有饿莩,此率兽而食人也。’杨墨之道不息,孔子之道不着,是邪说诬民、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,则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,闲先圣之道,距杨墨、放淫辞,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,害于其事;作于其事,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,不易吾言矣。” 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,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,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《诗》云:‘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;则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,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、息邪说、距诐行、放淫辞,以承三圣者。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,圣人之徒也。”
公都子说:“外面的人都说先生喜好辩论,敢问为什么?”孟子说:“我难道喜好辩论吗?我是不得已啊。天下有人类已经很久了,一治一乱。当尧的时候,水倒流,泛滥中原,蛇龙居住,百姓无处安身。低处的人在树上筑巢,高处的人挖洞穴。《尚书》说:‘洚水警告我。’洚水就是洪水。尧让禹治理。禹掘开土地把水导入大海,把蛇龙赶到草泽,水顺着地势流,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汉水就是这样。险阻远离了,害人的鸟兽消失了,然后人才能在平地上居住。尧舜去世后,圣人之道衰微。暴君接连出现,毁坏宫室做成池塘,百姓无处安息;废弃田地做成园囿,使百姓得不到衣食。邪说暴行又兴起。园囿池塘多了,禽兽就来了。到纣王时,天下又大乱。周公辅佐武王,诛杀纣王、讨伐奄国,三年讨伐他们的君主;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;灭掉五十个国家;把虎豹犀象赶得远远的。天下非常高兴。《尚书》说:‘光辉啊文王的谋略!伟大啊武王的功业!保佑启发我们后人,都合乎正道而没有缺憾。’世道衰微,邪说暴行又起。臣杀君的有,子杀父的有。孔子害怕,作了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是天子的职分。所以孔子说:‘了解我的,大概只有《春秋》吧!责怪我的,大概也只有《春秋》吧!’圣王不再出现,诸侯放纵,处士乱发议论。杨朱、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。天下的言论,不归杨就归墨。杨氏主张为我,这是目无君主;墨氏主张兼爱,这是目无父亲。无父无君,就是禽兽。公明仪说:‘厨房有肥肉,马厩有肥马,百姓面有饥色,野外有饿死的人,这是领着野兽吃人。’杨墨之道不停止,孔子之道就显现不出来,这是邪说欺骗百姓、阻塞仁义。仁义被阻塞,就会领着野兽吃人,人将要互相吃。我为此害怕,捍卫先圣之道,抵制杨墨,放逐淫辞,使邪说不能兴起。邪说从心里产生,会危害事业;在事业上表现出来,会危害政事。圣人再起,也不会改变我的话。从前禹制服洪水而天下太平,周公兼并夷狄、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,孔子作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害怕。《诗经》说:‘打击戎狄,惩罚荆舒,没有人敢抵挡我们。’无父无君,正是周公要打击的。我也想端正人心、平息邪说、抵制偏邪行为、放逐淫辞,来继承三位圣人。我难道喜好辩论吗?我是不得已啊。能言抵制杨墨的人,就是圣人的门徒。”
自述“好辩”实为不得已,历数洪水、夷狄、暴君、杨墨之害,表明捍卫儒道的使命感。
这是孟子的思想自传,也是战国思想竞争的现场记录。“正人心,息邪说”后来成为士人的责任话语。